这是今年最后一趟出远门，路线大概是先去山西的太原、平遥，然后今天在石家庄待一天，最后经郑州回上海。刚好十年前的寒假，我曾在郑州住过快一个月，所以这次只是纯路过。我还记得十年前在郑州想要吃麦当劳肯德基要坐好久好久的车到二七广场才能吃到。
在外地城市转悠，我其实并不排斥去吃麦当劳。我对一个城市最深刻的印象往往不是来自当地的风景或是建筑，而可能是一段对话，一个微笑，一个不经意的举止，或者是遇到的一个人。而连锁商店、快餐店就好象是一个时光机或者说任意门，能让人把完全不同地方、不同年代的经验联想到一起，产生奇妙的效果。
我见过的第一家全家便利店是来交大新图书馆里的那家，每次在图书馆自习都会顺手在全家捎个饭团、豆浆，有时候晚饭懒得去食堂，就用全家便当解决了。全家已经成为了我在学校生活的日常。后来，我在台湾东海岸从花莲骑单车到台东，中间的补给，全是靠沿途的 7-11、全家便利超商。那一天我精疲力尽骑了一天的翻山路最后坐在台东成功镇路边的一家全家便利店里吃着便当，窗外的风景却是距离上海好几百公里之外的台湾海滨小镇的乡村街道，这种时空错乱感有时候会让往事一件一件冒出来。那时候我想起了我奶奶，她知道我在学校里喜欢在全家吃便当，每次打电话总要叮嘱少吃这些微波加热的盒饭，但她也知道拗不过我，所以在我每年越来越少一只手都能数出来的住在长沙的日子里，她总是早早准备好每天的菜，给我做我小时候喜欢吃的菜。我小时候没现在能吃辣，奶奶做的菜，还是小时候的那个辣度。
我想如果我一直住在长沙，可能只会把家当作一个每天吃饭睡觉的地方。离家越远，越是会发现家就像弹簧一样更加牵挂你，越是会发现家人、旧日朋友的点点滴滴对自己的好对自己的关爱。
M 记、肯德基这些元老级连锁店除了让这种时空错乱感更加明显之外（我小时候每个星期最大的期待就是去长沙的枫林路麦当劳吃开心乐园餐！），更是见证了这个时代中国城市和中国人的变迁。长沙有肯德基是 1997 年的事情，第一家肯德基开在中山路，那个年代去吃一次肯德基是一件倍儿有面子的事情，请一个女同学去吃一次肯德基，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变成了女朋友，更有人干脆就在肯德基里办婚礼。不过那一家肯德基早已不在，因为后来，仿南京路步行街的黄兴路步行街商圈兴起，老长沙们津津乐道的中山路商圈开始衰落。去年为了修地铁，长沙市干脆把北正老街都拆了。那个年代，周末去红色剧院看电影再凑个热闹挤到中山路肯德基快活一顿的韵味，也早已不复存在。
来石家庄之前，我看了一下周围能去的地方，正定古城、赵县赵州桥。想想一天时间应该刚好。我每次准备去一个地方都是先定停留时间，预先把可能去的地方的交通信息记下，然后并不钉死一条路线，而是临时根据当天的各种状况决定去哪里。因为说到底再怎么提前规划也不如到当地之后了解的真切。
早上去正定的时候，计程车师傅听说我要去开元寺，皱了皱眉头，对车载电台吼了一声：「你们有没有人对正定比较熟的，我这拉了一个客人要去开元寺。」一个地方，如果当地计程车师傅都不熟的话，往往不是什么好兆头。正定在今天并不怎么为人所知，在上个世纪石家庄站成为京汉铁路枢纽之后，这里迅速破败。
回来的公交车在石家庄体育大街上晃悠着，路边不时看到一些熟悉的字眼：「河北师大附中」、「方北路」。这是我第一次来石家庄，这些字眼的印象都来自于出自这个工业城市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他们最著名的那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描绘了这个老工业城市在这个年代发展停滞的苦闷以及生活在这个工业城市里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以及他们日复一日不断循环的普通生活。
我刚到石家庄不出几分钟就开始咳嗽，打开手机上的 Air Quality，显示石家庄的空气质量读数是"500 - beyond index"——爆表了。如果说前几天上海空气重度污染、AQI 飙升到 300 多的时候我呼吸的还勉强能算作空气的话，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石家庄所呼吸的气体能叫什么。就连墙上的小广告也不断提醒这这个老工业城市压抑又沉闷的现实——和「开锁」并排的是一种抬头是「天津户口」的小广告。
不过时代总是会变的，外地人通过各类文艺作品对一座城市的印象常常是不准确的。我曾在台北住了一个星期，就住在西门町。可是如今的西门町，除了那家成都杨桃冰和几家电影院之外，根本找不到白先勇的那个台北的半点痕迹。就像你也找不到吴念真的那个台湾，找不到王伟忠的嘉义眷村，更找不到施叔青的那个鹿港小镇。就像你真的在忠孝东路走九遍也很难体会到那个伤心的台北。
就像你也找不到张爱玲的那个上海。